双月刊，“水煮鱼文化”出版，逢单月初出版，于商务、三联、天地、中华、Kubrick、Page One、诚品、乐文、序言、榆林、田园等有售。
部分期数存货有限，依仓存数量发售。
以“苦”为题，是不想面向青年的文学杂志只有作乐、快感、表层的一面，希望能以文学语言，牵引沉淀、内省，同时也希望能体会他人的处境与苦辛，从而令自己开阔。
在过度欢快的消费社会里，“苦”在大众传播层面必须被压抑的；一旦予以呈现，却又难免极度煽情，并且始终以消费的形式去弭解痛楚。我们注目灾难、流泪、捐款、忘记。西西与何福仁的对谈周作人新文学“苦”的象征。二位在婉转深入周作人的沉默苦涩之后，结尾处却对周之附敌始终持不接受态度；黄茂林写疾病，以一种像在水里对话的轻柔平和语言。其诗作〈水母苦颂〉直接以无脊椎轻柔飘浮的水母为描写对像，将颂赞其美态的语言，与一位僵痛病者的状况与愿望巧妙揉合，兼袭两者；谢晓虹的〈苦瓜〉将社运事件作变型，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捕捉：炎夏里苦瓜本是清热佳品，但苦瓜少女们引起了人们的不耐；梁文道处理众生之苦：愤怒，他反复以沉静的语调，及轻盈的体裁，由社会群体的观察，到个人生活琐节的细察，从重到轻，由大拆散至小，去把握这种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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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劳时代，我们重生
工人文学奖
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大陆徘徊……”似乎离开我们很远的工人，同样以某种“幽灵”的姿态徘徊：几乎忘记，但其实挥之不去，同时命定回归。最低工资立法引起的讨论与回响，各行业大大小小的工潮，都使香港社会必需面对劳动者所承受的剥削、躁动与不安。而文学，正正是被劳役、被压逼者对这个时代作见证、反抗与省思的工具，同时也代表了我们透过书写、阅读，重新链接成共同体的尝试 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香港曾举办过四届工人文学奖，不少着名诗人如饮江、邓阿蓝等当年亦为工人文学奖得奖者。二十六年后的今天，因着重办工人文学奖之机，字花企划小辑，以呈现当下的工人和劳动的时代意义。例如我们可以如何理解工人∕劳动者所涵盖的范围？坐在办公室内的上班族算不算工人？怎样的一种写作模式，可以呈现出工人的视角？叶爱莲写办公室女郎，展示办公室内的劳动者形象。苏耀昌重溯出一个香港工人电影的简单的系谱，从中审视香港工人的集体身分如何与时代状况、整体政治经济形势相互纠结而形成。高俊杰将“工艺精神”置放到不同劳动模式及当代犬儒文化的脉络中，尝试找出这种工作伦理的反抗意义。另有关于本届工人文学奖的详尽活动报导及访问，好让读者跟贴活动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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